北京印刷协会会员单位北京震旦映画公司的创始人李怀乾先生经过多年潜心钻研，使失传千年的唐代龙鳞装手卷得以复原。之后他又萌发了利用现代数字技术工业化印制宣纸典籍的想法，并与山东日照印刷同行合作，建立了龙鳞装手卷和宣纸水印古籍图书的生产基地。

2012年12月19日在日照科学教育印刷有限公司举办了宣纸数字水印全流程技术设备的开工剪彩仪式，实现了科技进步与文化传承完美结合的夙愿。

一个夙愿引发出印刷企业、印刷机械制造企业和造纸企业联手的科技攻关和技术创新，为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做出了贡献传统宣纸具有柔软、通 透、润墨等有别于现代胶版纸的独具一格的特点，宣纸与水墨结合产生的水墨韵味，是中国文化传统代表性特质之一。然而，正是由于中国宣纸的这些特点，致使宣 纸书籍的生产被排除在工业机械化生产之外逾一百七十年，成为业界人士心中的纠结。

为了实现宣纸书籍的工业机械化生产，李怀乾先生从北京前往著名的中国龙山文化最早发现地山东，与日照科学教育印刷有限公司联手，建立了中国教育 科学院日照研发基地，呕心沥血六个春秋，终于开发出“宣纸数字水印全流程技术”，使传统的宣纸印刷站到了世界数字印刷的最前沿。

其间，李怀乾先生联系并组织了国内外顶尖的印刷机械和材料企业的技术力量，攻克了一道道的难关。在与北大方正联系中，他提出了研制用数字喷墨技 术实现卷筒宣纸印刷的设想，这个课题的关键是要提供能够满足数码轮转印刷的机制卷筒宣纸。他又与东昌纸业联系，提出开发类似手工宣纸、且有手工宣纸竹帘暗 纹的机制卷筒宣纸的要求。他的想法引起了造纸业老专家顾新年先生的极大兴趣，经过造纸业专家们的通力公关，实现了批量生产。在工业机械化的印刷生产中，靠 人工无法实现庞大的筒子页的折叠、裁切、配页。为了实现宣纸机械化的印后装订工序，李怀乾先生又联系了MBO公司。美国的MBO公司总部同意设计和生产满 足要求的设备，但首先要通过卷筒宣纸的张力测试，结果是他们发往美国的纸张样品，一切数据合格，设备的设计生产排上了日程。

一系列的技术攻关创新促成了宣纸数字水印全流程技术的完善，其中：

宣纸工业化生产技术。宣纸工业化生产技术的突破，结束了宣纸只能手工作坊生产的历史，实现了宣纸的大规模工业化生产。机制宣纸不但具备传统手工宣纸“纸寿千年、柔若丝帛、墨呈五色”的全部特点，而且还有手工宣纸不具备的良好的水墨适印性。

文本数字化采集与处理技术。文本数字化采集与处理技术融合了北大方正、丹麦飞思、意大利麦特斯等世界顶尖的文字排版、图像采集、数据采集技术，形成了一整套针对宣纸数字水印的印前文本处理技术。

宣纸数字水印技术。宣纸数字水印技术集中体现在“雅卓数字水印系统”，是研发基地与北大方正精诚合作的结晶。它终结了“非油墨无以做印刷”和“不制版无以开印机”的历史，开创了宣纸水墨印刷、宣纸绿色按需印刷的新时代。

宣纸书籍印后加工技术。宣纸书籍印后加工技术是研发基地联合世界顶尖的MBO集团和上海电气集团，专门针对宣纸和中国线装书的特点开发的印后加 工技术，其工艺技术流程包括卷筒宣纸放卷、裁切、折页、去边、齐栏、堆叠、定位、打孔、装订等，结束了宣纸线装书完全依靠手工的历史。

新工艺在全球印刷界属首次应用。在第七届中国北京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会上，北京震旦映画公司向观众展示了“鳞次排列，临风而动，状如游龙”的 龙鳞装手卷和采用宣纸数字水印全流程技术复制的《四书集注》、《绘图监本诗经》、赵孟頫小楷《老子》、《孙子兵法》、《文心雕龙》、《诸葛丞相集》、《金 刚般若波罗蜜经》、《唐诗画谱》等百十部古籍，并配以绫、绢封面，内容、外观、手感托起了印品的上乘质感。

复制四库全书是有志之士的美好愿景，宣纸数字水印全流程技术的面世，将助推印刷业为仰慕中华民族文化的人士奉献一席文化盛宴按李怀乾先生的计划，他要把自己多年收集的古籍版本，按当时的风貌复制出来， 他****的心愿是原汁原味地复制《四库全书》。为了传承中华的经典文化，有志之士曾计划用胶印机印制宣纸的技术， 完成四库全书的复制。但谈何容易， 一套四库全书，共有240万张筒子页，每页的成品尺寸是高31.5厘米，宽40厘米，考虑到宣纸的规格，每张PS版可制两张书页，如果考虑红黑的双色印 刷，理论上应该需要300万张左右版材。而一个大型的北京印刷企业PS版的年用量也仅有30万张左右。也就是说，要出一套四库全书，一个大型企业要干近 10年。

在中国历史中，清早期的官刻书籍达到了顶峰，清政府武英殿刊刻的书版，分别在武英殿、国子监、翰林院等处储存，乾隆三十四（1769年）曾有 大臣清点后奏报，共计收藏印版270种，532351块。比较有名的有《渊鉴类函》148144块、《高搜宗纯皇帝圣训》18600块、《文献通考》 150720块，大批书版也曾在午门城楼储存，储存在柏林寺的一部《藏经》共计79051块。

　　这部《藏经》最为典型，历代雕刻的经版，多毁于兵火，只有龙藏经版基本完整地保留下来，成为稀世之宝。乾隆大藏经，是清代唯一，也是中国最后一 次官刻汉文大藏经。因奉雍正皇帝御旨而雕刻，每卷首页又均有雕龙万岁牌，故又名龙藏。龙藏经版刻成后，初存于故宫武英殿，后因取印不便，于乾隆后期迁入皇 家寺庙柏林寺存放，由僧录司和柏林寺住持共负保护之责，仍由内务府监督，得到了妥善的保存。

　　整部《乾隆大藏经》共7 2 4函，7169卷，如果把这些经书全部摆在一起，大概有七到八个立方米，著名的寺院才有可能请回并收藏大藏经，寺院要为此修建专门的藏经楼，对于佛教而言，它是一件贵重的法宝。

　　编辑刊刻《乾隆大藏经》，调集全国的力量。当时有记载北京有四百多位雕刻师还是不够，于是大臣们给乾隆写奏折，又从南方调集四百多位，一共八百 多雕刻师， 包括裱糊匠还有书写匠，就是抄经的人，一共动员了一千三四百人，现代的大型印刷企业规模也不过如此。由内务府出资刊刻这部《大藏经》，从雍正十一年 （1733年）一直到乾隆三年（1738年），用了六年，把这部《大藏经》全部刊刻完成，共有印版79036块，大藏经经版每块重4. 5公斤，全部经版总重3 6 0 顿， 总体积超过1 0 0 0 立方米。经过270多年的世事变迁，经版佚失近万块。现存6 9 4 1 0块，全部保存在位于大兴的永久性专业库房中。

　《乾隆大藏经》因为是皇家出资，用料极为讲究，每块经版必须是独板，不能拼接，而且板面上绝对不能有疤痕、肿疖。当时一块经版，买一块梨木板是 三钱白银，刻一块经版是7钱白银。也就是说差不多一两白银一块经版，这是直接成本。管理还有这些运营，包括刷龙藏的纸都不在这里面，只是刻经版一共用了8 万多两白银。

　　经版雕造完工后曾印刷一百部经书，分赐全国各大寺院。此外还有少量印刷，累计总数约150至200部。之所以向大家介绍当时用举国之力创造的文化遗产，是要说明中华文明来之不易，要传承下去又是何等的艰难。但历史是人类创造的，宣纸数字水印全流程技术的面世，使按需仿制大部头的中国古籍成为了现实。我们可以骄傲地说：“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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